“中建千人欠薪事件”调查:农民工讨薪五年分文未得 “千人欠薪”何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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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 徐  峰 

   2019年12月23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成都一建设工地农民工宿舍区视察时指出,农民工没日没夜、加班加点,挣的都是辛苦钱。如果总是拖欠甚至恶意拖欠他们的工资是昧良心行为,必须坚决根治。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由来已久,这个顽疾多次被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并提及。清欠农民工工资,我们党和各级政府历年来多措并举,取得成效,在全社会形成了共识和合力。但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仍有人无视法治权威,缺乏诚信意识,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本期我们刊发的“中建千人欠薪事件”,通过调查展示农民工为何被拖欠工资?期间经历了什么?下期还将刊发这个典型事件背后的原因和监督机制方面的深层探讨。关于农民工工资问题,我们将持续进行关注。

  2019年12月9日上午,河南省安阳县崔家桥镇康宋村村西,石武高速铁路西侧,新坟边,一群人在上坟。这一天是逝者的周年忌日。
  专程从打工地山东滨州赶回老家上坟的宋红亮跪在坟前,号啕大哭。这一哭,引得几十位亲友涕泪纵横。
  坟中埋葬的,是宋红亮一年前去世的父亲宋河顺,殁年53周岁,英年早逝令亲友们格外悲痛。而更让他们悲愤的,是他与肺癌拼死搏斗的几年里,至死也没等来那一笔“救命钱”。 
  “中建欠我们的14万元,那就是‘救命钱’,父亲拖着病体,拼着老命,在遵义工地干了两年半,却一分钱都要不到,借了十几万治病,此后再也借不到钱了,父亲是连病带气去世的。他死不瞑目,给央企干活,干的又是政府工程,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
  宋红亮的眼睛被泪水迷住,看不到一丝光亮。
  投身建设“政府重点工程”
  宋红亮所说的“政府工程”,是指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的“贵州遵义经济开发区电子产业标准厂房建设项目一标段”(以下简称“遵义经开区红花岗项目”),甲方是遵义经开区管委会,乙方(施工单位)是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网站的“企业简介”称:中建四局成立于1962年,是世界500强第21强企业“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直属骨干公司,中央驻粤大型建筑企业。是“地标工程‘建造者’”,至今四局共承建60座2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打造了15座地区第一高楼;打造了遍及全国的129个万科高端住宅、32座万达广场。是“服务地方经济‘投资商’”,依靠雄厚资本实力,已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一流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发展商,2017年中建四局在建PPP项目总投资额已超过千亿。
  “如此有实力的企业,却如此拖欠农民工工资,如此难要!”宋红亮气愤地说。
  2015年,宋家父子在北京中盛瑞祥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盛)的动员下,来到遵义经开区红花岗项目工地,负责内外墙刮腻子、刷墙漆工作,日工资180元。
  作为北方人,实在无法适应贵州异常潮湿炎热的夏季,加之蚊虫叮咬,二人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体重下降很快。
  但一想到家里的困难,两人就咬牙坚持。宋红亮的母亲心脏病严重,常年靠药物支撑;妻子是残疾人,小脑萎缩,走路困难,无法劳动;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才刚刚出生不久。宋红亮的妹妹刚刚成年,正在上大学,学费和生活费也需要父亲和兄长提供……
  金钱对他们来说,意味着重大的家庭责任。

受伤后的宋红亮不再从事建筑工作,现在山东省滨州市的一家超市里打工 摄/徐峰

  五年没要回一分钱

不承想,艰难地挺过了两年半艰辛劳动之后,父子俩14万元工资被拖欠,其中有宋河顺的工资6.7万元,宋红亮的工资7.3万元。
  “我们跟着北京中盛干了多年活儿了,以前从来没差过钱。这次中建拖欠了中盛很多钱,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工资。”宋红亮十分无奈。
  
  而如宋氏父子这样,在遵义由中建四局负责施工的几个工地中,由北京中盛负责具体事务而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多达3000多人。
  当时干完工程回家前,每个人只得到了几千元生活费,他们被告知余下的工资将会打到卡上。但直到现在,距离他们初到遵义已过去了五年多,他们没有收到过一分钱。
  几年来,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索要工资,每个春节前,宋红亮都会从北方去一次遥远的贵州,到中建四局遵义分公司讨要欠薪。而北京中盛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向中建四局索要欠款,不仅安排工作人员在遵义连住几年专事讨债,公司负责人还九赴遵义、五下深圳、三去广州要钱。
  农民工生活陷困境
  对于农民工家庭而言,几万元是一笔足以使得家庭陷入困顿的“巨款”,足以使得这些家庭陷入年甚一年的贫困潦倒。
  记者调查发现,在随机采访的被欠薪农民工家庭中,绝大部分生活陷入困境:有的家庭有病无钱治,亲人阴阳两隔;有的家庭顶梁柱有家不能回,导致妻离子散……
  宋红亮的家在过了五年多的苦日子之后,如今陷入了动弹不得的境地。全家全靠刚刚30岁的宋红亮一个人赚钱,而他去年干活时伤了手指,目前只能在山东的超市打工。每个月只有区区三四千元,却要养活全家六口人。他称不是觉得脚下的路还很长,而是觉得脚下根本就没有路。
  陷入无路可走般绝望的农民工,还有安阳县白壁镇东柴村的李惠军。
  李惠军坦言,当年之所以很愿意到遵义干活,还因为对这座城市饱含敬意。一到遵义,他就约上工友到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可现在,遵义的红花岗工地我都不愿意回忆,我人生悲剧就是从那里开始的。现在不仅中建欠我钱,一直没给;我还一直在替中建还钱,一直没停。我自己有5万多的工资要不来,还反过来替中建去还40多万别人的工资。我得‘一辈子为别人打工’,把挣的钱大部分都拱手送给别人。老婆觉得这事太窝囊,也跟我离婚了。你说我绝望不绝望?”
  2015年,李惠军介绍了8个人到遵义打工,有同村的,有他哥哥的朋友。后来每人都被欠了四五万元工资,他们从此就朝李惠军要钱。李惠军这几年辛辛苦苦挣的钱,大部分都被要走了。他现在在广州打工,轻易不敢回家,一到春节他就被堵在家里。
  “给五百不走,给一千不走,给两三千才会走。我一年打工只能赚三四万,两三万给了他们,剩下的钱根本不够养活全家。老人常年花钱吃药,两个孩子需要吃饭,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有病都不敢看。2018年妈妈做手术需要四万多,我只好从支付宝上贷款。即使如此,四五年来,我还给那些农民工的钱也不到20%。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完这些‘冤枉债’。几年来我去北京要钱,去遵义要钱,都要不来。我每次回家都是偷偷摸摸回,呆上一天半天就赶快走,儿子和女儿成了留守儿童,特别可怜!”
  李惠军给记者看了一段他在遵义红花岗工地打工时拍摄的视频,一位被欠薪的农民工爬上厂房楼顶,坐在楼顶边,一条腿已探出楼外……
  他说:“原来还想跟着五百强国企有保障,现在算知道了。当年如果对央企多留个心眼就好了,都有人这样了,我们还傻呆呆地在那里干。世上没有后悔药!广州这边票都不好买,如果还不结账今年真心不想回家了!”
  李惠军告诉记者,“我们村的杨二岗也是我带去的,他家特别困难。当时我也是想带着他去遵义挣钱,没想到把他也拖累了。”
  2019年12月24日,记者电话采访杨二岗时,他正在从北京回家乡的火车上。因为生活困难,他年近七旬的岳父也出来打工了,在北京给一家厂子看门,每月只有2000元收入,春节也不能回家。由于长久熬夜,老人身体不太好,杨二岗这次是专程到北京看望岳父的,感谢老人为这个家的付出,心中充满愧疚。
  “我媳妇也在北京打工。我父亲七十岁了,腿疼已不能打工;母亲心脏病很严重。我还有个智障的女儿,两个孩子都放在老家,由老人抚养。我想想就觉得想哭。”杨二岗悲伤地说。

 为民无小事,中建千人欠薪事件,无论从民生角度看,还是从企业的社会责任角度看,都不是一个小问题。对中建千人欠薪事件的深入调查、分析和研究,具有非常强的标本意义。
  那么,长达五年的“千人欠薪”何以造成的呢?
  “工头老罗”与“十大债主”
  罗作群,安徽无为县农民,北京中盛瑞祥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负责人。
  他是众多工人眼中“有本事的工头”,也是很多建筑企业眼中“首选的合作方”。
  这一切,缘于曾是北京第一批建筑装饰工人的罗作群“特别能带队伍打硬仗”。北京中盛有很强的施工能力,屡屡在地方政府那些“赶工期”苛刻要求下,加班加点,如期完工,令同行咂舌,令合作方满意。
  在遵义,罗作群曾是中建四局珠海公司(2018年更名为中建四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重要的合作伙伴。那时他在遵义同时进行着五个工程项目、近百万平米的施工。分别是贵州新蒲经济开发区遵义综合保税区厂房及研发楼(以下简称新蒲厂房项目)、红花岗厂房项目、幸福城洋房、湄潭大酒店、桐梓一中等“政府工程”。
  罗作群告诉记者:“正是遵义的这些项目,将我们公司和三千多农民工拖得精疲力竭。中建四局至今还欠着我们3.2亿工程款,这钱每一分都经得起验证,已经审计的有1.9亿,其中新蒲厂房项目拖欠8030万;红花岗厂房项目拖欠7400万;幸福城C区洋房项目拖欠3637万。”
  面对上亿的欠款,罗作群称仿佛一座大山,几年来压得他们透不过气,北京中盛现在是苟延残喘、举步维艰。巨额欠款长达几年得不到归还,农民工工资无法兑现,材料商货款无法归还,生产经营无力恢复,银行贷款无力偿还,又有什么样的企业能不被拖垮呢?
  罗作群说:“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债主而已。中建四局在遵义的这些项目中,债主是很多的。中建四局珠海公司近几年的所谓巨大成绩,有很多其实是合作者的巨大损失。”
  2019年9月4日,记者在中建四局珠海公司遵义分公司办公地点,目睹了十多位债主上门讨债的场面:公司领导避而不见;前台人员进退两难;债主们等候了两个小时后,唉声叹气地陆续离去……
  但是这天的运气似乎不错。中午时分,个别蹲在公司楼下发愁的债主,居然撞上了偷偷溜出的公司领导。遵义分公司经理刘成剑的车尚未发动,便被债主们堵住马路边,继而其他债主闻讯纷纷赶来。老罗也闻讯赶过来,请求刘成剑尽快归还欠款。
  刘成剑倒背双手,前后晃着身体,反问老罗:“我就给你说,工程又不是你一家在做,安平公司在做,贵州公司在做,四家公司都在做,他们也没有拿到这个钱。”
  老罗说:“虾子镇的新蒲经开区标准厂房我们是2014年干的,拖到现在不给钱,我们占用银行资金连利息也付不起呀!政府都给了你们钱了,为什么也不给我们?”
  “没有给我们,他扯淡。”刘成剑回答。
  “没有给你们吗?”老罗问。
  “没有给啊,他扯淡。”刘成剑再次回答。
  老罗追问政府已经给了多少钱了,公司领导不作回答;再三追问之下,回答“结清了八成”。但是此前老罗了解到,政府早就将工程款同中建四局结清了。
  一边的遵义分公司经理助理插话道:“没钱!”
  “没钱,账可以对。”刘成剑撂下一句话走了,老罗只好跟着助理到公司对账。
  “对了账也没用,真没钱!”助理边走边对老罗如是说。
  记者了解到,其他债主分别来自武汉、深圳、长沙、上海等地,被拖欠了100多万元至1000多万元不等。
  “您也看到了,欠钱的就跟大爷一般!”债主们说,“见上领导一面比登天还难,这样大老远来一趟,见不上领导,事没人管的讨债流程,都记不清几年来亲身经历过多少次。但是即使像今天这样见上领导,又有什么用?”
  “不过,还是感谢你们堵住领导后能通知我,要不然就更白坐飞机来一趟了。”老罗递上香烟,对几个债主表示感谢。

部分债主在中建四局遵义分公司会议室等待领导出现    摄/徐峰

  追赶进度的“政绩工程”
  早在2013年10月,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落马,随即王晓光调任遵义“救火”接任。他在遵义的三年多时间里,迅速推动了几个经开区项目,以近乎“大跃进”的方式造政绩。
  2014年2月,新蒲经开区正式启动开发建设。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大跨越”的实施路径,要将新蒲经开区打造成“贵州第一、全国领先、世界一流”的千亿级产业园区。
  王晓光上任不久,就按照“边申报、边建设、边招商”的思路,启动了遵义综合保税区的申建工作。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按照“两区六园”规划建设,整个贵州新蒲经开区规划有23平方公里的辐射区及托管区。“两区”即遵义综合保税区、遵义智能终端产业集聚区;“六园”即高科技产业园、军民融合产业园、中小企业园、辣椒综合物流园、环保产业园、遵义软件园。
  2014年至2017年三年间,新蒲经开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8.37亿元;累计建成标准厂房等生产生活配套设施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
  罗作群告诉记者,遵义综合保税区一期工程的3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基建工程是由他带领队伍干的。王晓光的好大喜功,曾令他瞠目结舌。当时王晓光曾在一个月内到远离城区几十公里的项目现场视察了四五次,催促要不惜一切手段加速建设,以迎接某入驻企业的“全球合作伙伴大会”。有一天还带着一头宰杀好的猪,来到工地送给工人们“改善生活”。
  厂房项目第一个车间的建成投产,只用了短短四个月,这让王晓光和中建四局珠海公司、遵义分公司领导也非常高兴。2019年9月5日,本刊记者实地进入该厂区采访,却发现花费近6亿元建设的所谓“两个企业集团强强联合合力打造的新蒲经开区智慧产业园”,早已人去楼空。
  罗作群透露,当时在王晓光的严厉要求下,在中建方面的强力催促下,我们不计代价地去抢进度,工人们没日没夜地拼命干活,赶工增加费用大大提高。当时中建承诺增加的一系列成本费用和“阳光奖励”,后来都没有兑现。
  2015年,由于“政绩突出”,王晓光官至贵州省委常委,兼任遵义市委书记。2017年6月又以省委常委身份担任贵州省副省长。
  老罗说,遵义这些工程的竣工,不仅成了一些党政官员的政绩,也是中央企业的一些抓项目的干部的突出业绩。在三千农民工不断讨薪的几年里,这些干部却都在升迁:中建四局珠海公司一把手王国祥,后来被提拔为中建四局副总经理;中建四局珠海公司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谢贵生,被提拔为珠海公司总经理;中建四局珠海公司遵义分公司经理任刚,后来成为与珠海公司平级的中建四局三公司董事长;遵义分公司副经理刘成剑,后来被提拔为遵义分公司党总支书记、经理……

北京中盛施工的中建幸福城C区

“政绩工程”竟是“腐败工程”
  被提拔为副省长未及半年,王晓光落马了。
  2018年4月1日,王晓光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9月被“双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通报显示:王晓光热衷于拉票助选,封官许愿,大搞特权,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并同意收受干股,与多名女性搞钱色、权色交易;贪图享乐、生活奢靡,痴迷兰花、玩物丧志、德不配位,寡廉鲜耻……
  检察机关指控:王晓光在遵义任职期间,先后利用担任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解决承揽工程项目、拨付工程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4800余万元,以虚构项目违规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方式贪污500万元,利用上市公司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营利1.6亿元。
  王晓光创下了一个纪录,那就是成为国家监委“留置第一案”。2018年11月,“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国家监委“留置第一案”——王晓光案的相关文书原件被首次展出,格外引人关注。
  王晓光还创下了另一个贪酒的纪录。落马前,他老婆把价值几十万的好酒倒入下水道。据《廉政瞭望》此前报道,王晓光爱喝酒,且只喝年份茅台。他家的名酒堆积如山。在他落马前的半年内,他老婆将家中上百瓶名贵白酒倒入下水道。据估计,这段时间王晓光夫妇倒掉的白酒价值数十万元。
  一个广为流传的情节是:风声紧时,王晓光的妻子和保姆曾买了几口大瓮,将茅台酒倒进去,数以千计的空瓶被敲碎后随垃圾扔掉。风声更紧时,干脆将大瓮里的美酒倒进了下水道。
  对此,老罗评价:“王晓光这个人,就是这么贪,就是这么浪费。”
  如此搜刮民脂民膏却又暴殄天物的王晓光,随着大瓮的倾倒而倾倒。2018年12月20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王晓光受贿、贪污、内幕交易一案。2019年4月,王晓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1.7亿元。
  罗作群说,正因为遵义的几大政府工程中,充斥着官商勾结、权力寻租、损公肥私等的乱局,才陷入了最后由三千农民工“埋单”的怪圈。
  他解释说,王晓光边腐败边被提拔。为了攫取利益,他不仅帮助中建四局在遵义承揽工程项目,还在拨付工程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在王晓光的权力寻租下,中建四局不仅垄断了遵义大大小小的政府工程,而且一些在项目中有话语权的中建领导,十八大之后并不收手,频频从工程中获得非法利益,违法违规操作如家常便饭,使得这些“政绩工程”朝“腐败工程”的沼泽越滑越远,越陷越深。                                                                                                                        文章来源  https://jianzhu.speeken.com/archives/9311